甘南,红军长征否极泰来的一块宝地 ——红一方面军长征过甘南别述(上)

　　□　韩小东

　　从毛主席称为“人生最黑暗的时刻”,到毛主席欣然写出《七律·长征》,红军长征从黑暗危机的极点,走向光明胜利的开端,实现大转变、大逆袭,是从甘南开始的。

　　甘南是红军长征的“转运地”,一块否极泰来、风生水起的宝地。

　　主席一生最黑暗的时刻

　　1960年10月,毛泽东主席在“菊香书屋“接受老朋友埃德加·斯诺专访。

　　访谈中,斯诺忽然问主席:“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?”

　　主席从容答到:那是1935年的长征途中,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,“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,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。”

　　主席说的最黑暗时刻,就发生在“草地分兵”,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即将进入甘南的前夜。

　　1935年8月29日,毛主席、陈昌浩、徐向前率右路军走出草地,发起包座战役,歼灭胡宗南的伍诚仁师。中央一边敦促和等待朱德、张国焘带领左路军北上靠拢。一边派林彪、聂荣臻率红一军先期进入甘南迭部达拉河谷探路。

　　9月9日,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,看到一份张国焘发来的密电,要求右路军南下,“彻底开展党内斗争”。

　　叶剑英迅速将电报拿给主席看。

　　主席和张闻天、博古立即赶到彭德怀的红3军驻地巴西,同在那里养病的周恩来、王稼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,史称巴西会议。会议认为:继续说服、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,不仅没有可能,而且可能招致红军内部发生武装冲突的严重后果。会议决定:右路军原红一方面军的红一、三军和中央军委纵队一部先行北上,迅速离开巴西,脱离危险境地。

　　9月10日,凌晨2点,中央率军委纵队和红三军向甘南进发。此时,他们与已经在甘南迭部俄界的红1军还有2天的路程。

　　黑暗笼罩,火把照明,步履匆匆,党和红军面临分裂,孤军北上,围追堵截,前途未卜。主席当时的心情十分沉重,成为终身难忘的记忆。

　　军委纵队领导和红三军高级指挥员,就是以这样的心情在暗夜里向甘南进发的。

　　拨云见日的俄界会议

　　9月11日,经过2天的急行军,军委纵队和红3军先后到达甘肃甘南迭部达拉的村寨。军委纵队的中央领导在俄界村落脚(今迭部县达拉镇高吉村)。

　　为了解决张国焘阴谋分裂活动造成的危局。9月12日党中央在俄界村召开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。主席在会上作了《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》的报告；会议通过了《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》；同意了彭德怀提出的关于缩小部队编制的提议,并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；成立了由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彭德怀、王稼祥和林彪组成的5人团作为全军的最高领导；成立了编制委员会,以李德为主任负责部队的编制工作；再一次确定了红军继续北上的方针。

　　俄界会议结束时,主席强调说:我们需要团结,比任何时候更加重要。

　　会后,在俄界村小河边,红军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,向干部说明了当时的战略方针和迅速行动的必要性,并向全军发出了为执行北上方针的告同志书。

　　随红一方面军北上的还有一部分原属于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。早在1935年6月,红一、四方面军会师后,因为红一方面军战损较多,红军总部将红四方面军的3个建制团共3700余人,补充给红一方面军。其中,红33军98师294团,划入红一方面军红一军,编为红4团第2营,原团长张仁初改任红4团副团长兼2营营长。原3个营编为3个连。

　　张仁初带领的2营一直担任前卫营任务。后来,负责腊子口战役的正面主攻任务。

　　俄界会议,排除了张国焘的错误干扰,再次坚定执行北上正确路线,统一了思想行动,重新整合了一支精坚力量,拨开了乌云挽救了危局。

　　出了“虎岭谷”　来到旺藏寺

　　9月13日,红一军开路,红三军殿后,依次沿达拉河谷北出,向白龙江河谷进发。

　　红军走的这一路,两岸都是茂密的原始森林,村庄稀少,人烟罕见,道路崎岖,栈道接续,伴有落石滑坡,大部队很难快速行进。

　　达拉,藏语是“虎岭”的意思。达拉河是由四川阿坝发源由南向北流,流入甘肃甘南,穿越达拉山岭汇入白龙江,在四川境内称包座河,甘肃境内称达拉河。

　　达拉河谷自古就是甘川交通的战略要道。达拉河与白龙江交汇的河口要地筑有城堡,是甘川门户(扩建公路时拆毁,仅存城墙残段)。北魏时期在这里设甘松戍,封宕昌羌王梁氏为甘松侯,世代驻守。隋唐为叠州,设都督府守卫。元初,忽必烈欲灭大理,破不了剑门关,向西绕行,取此道入川,并将大量羌氐、西番后裔带入云南。

　　红军出谷时,谷口城堡中的守敌早已闻风而逃,部队顺利穿城而过,转而沿白龙江东行。

　　13、14日间,部队陆续到达白龙江南岸的旺藏寺休整。一路风餐露宿的主席得已在一座狭小的藏式小楼休息。

　　此时,甘肃军阀鲁大昌已将旺藏寺到西固(舟曲县)的栈道和桥梁破坏,在西固、武都方向部署重兵,并且国民党军王均率新3军增援部队即将赶到。沿白龙江东出陇南已不可行。

　　红军只能渡过白龙江,突破腊子口北出。

　　登上仙人桥　跨过白龙江

　　白龙江是嘉陵江的上源,沿着大秦岭源头的迭山、岷山奔腾东流。

　　红军来到白龙江边的旺藏寺,算是真正从川西4000米以上的高原地带,下到了2000米以下的谷底,连续3个月在高原上行军打仗,造成的高寒缺氧、饥疲伤病等综合反应一下子被抛到九霄云外,战士们的体能得到迅速恢复,人人精神抖擞,个个身形矫健。

　　9月14日,林彪、聂荣臻电令:红1军所部寻找从花园、麻牙、让尕渡河向北的通道。并命令所属第2师(陈光师长、肖华政委、舒同政治部主任)4团(团长王开湘、政委杨成武)为先头部队,连夜向腊子口快速开进。

　　八九月间,是甘南迭部的秋雨季,一路阴雨绵绵。红1军出发后,主席一行来到白龙江边,踏上一座藏式木桥,跨将江北行,向腊子口大步而去。

　　这座长长的伸臂桥,桥面只有两尺宽的木椽搭接而成,下面是白浪翻滚、咆哮不息、水汽蒸腾的白龙江。远远望去,过桥人像是仙人指路、腾云而行,被人们称为仙人桥。

　　白龙江也是秦岭淮河零度等温线的西部延伸线,中国南北气候地理分界线。

　　红军跨过了白龙江,就算走完了南方的曲折征程,开始走向广阔的中国西北方。

　　崔谷仓得粮　供给部失印

　　红军过江北行,进入桑巴地界,来到了卓尼土司杨积庆的“下迭仓管”驻地。随后,红军遇到的一件件怪事,和一个叫范长江的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　　早在1935年7月,上海《大公报》特约通讯员范长江(中共党员,参加南昌起义,后任上海《解放日报》社总编)以到西北考察为名,先期来到红军即将北上路过的地域。

　　8月11日,范长江来到哈达铺。1个月之后的9月20日,毛主席也到达哈达铺,并从《大公报》等报纸上,读到了刘志丹与徐海东在陕北活动的消息。

　　8月20日,范长江来到甘肃卓尼,拜访了卓尼19世土司杨积庆,两人作了深入交谈。随后,又前往临潭、夏河考察。范长江与红军若即若离,一路先行,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写成稿件,寄往上海《大公报》公开发表。

　　在红军到达包座前,国民党和甘肃军阀已经命令卓尼土司杨积庆组织藏兵堵截红军。可是,从俄界、旺藏到桑巴,红军路过迭部杨土司辖地除了遇到零星冷枪之外,并没有遭到大规模阻击。特别是红军经过崔谷仓,看到一座大粮仓却没有一个藏兵把守。

　　这是因为杨土司采纳了“让道自保”的策略,暗中修路放粮,好让红军快速通过辖地。因此,红军得到青稞20万斤,每个战士20多斤,真是雪中送碳,解了燃眉之急,红军战士们饱餐一顿,备足干粮,继续奔赴天险腊子口。

　　崔谷仓成为长征路上的加油站,成为甘南各族群众支援红军的历史见证。

　　红军在崔谷仓,给看仓人妻子写字据时丢失了一颗从中央苏区带来的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人民委员”大印。

　　1934年红军长征前,林伯渠同志担任财政人民委员。长征中,林老担任红军总供给部部长,负责红军的后勤保障工作。红军总供给部每到一地,首要任务就是筹集和分配粮食,保障部队供应,用这颗财政人民委员印章签写借据。

　　1988年迭部县电尕乡卡告村藏族农民安告在翻修房屋时,发现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人民委员大印。

　　现在,这颗“红军印”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,陈列在迭部县文化馆供人们瞻仰。